勾勒明清進士的概覽圖

時間:2015-07-16 作者:孫運宋 來源:山東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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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制度,貫穿了中國1300多年的文明史。科舉制度發展到明清時期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無論在選擇標准、選拔途徑還是在考試內容、錄取方法等諸多方面都有了更嚴密的要求和規範,這標志著科舉制度發展到了一個興盛時期,也反映著該時期文化發展程度。科舉制度占據了封建社會官僚制度的主流地位,進而影響到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當今領域專家也能從讀書人的性格、生平事迹中看到其反映的當時的社會現狀。因此,科舉制度可謂中國文化遺産的一份寶貴財富,也是中華民族在行政領域中對世界的重大貢獻。
近期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山东明清进士通览》(明代卷、清代卷)一书,我们不妨从书中每一位山东籍进士的生平事迹中了解一斑。
  这套书分为明、清两卷,以传略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叙、整理了两朝4188名进士的传略性史料,整体体现了山东明清两代各科所取进士数量、籍贯、家族、仕历、甲第名次以及重要事迹。作为可以索检明、清两代进士及考镜当时社会现状的重要工具书,它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不为生人立传,盖棺方可论定”是古代史学家为史、志编写所定立的原则,正如罗燕生先生序所说,“贤达人士作传多冠以耆旧、先贤、士林、乡宦等类名。那些登科入仕,无至高官,历迹不彰,艺术不显,著作又不见于后世的人,正史无载,往往杂入‘人物门’之中” 。 
  孝悌是古代士子身上表現出來的最能反映儒家思想的品質。丁憂古爲祖制,具體說來,是朝廷官員的父母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古代官員大都爲進士、舉人出身,即便官職再高,也要恪守祖訓。在本書中,因“丁憂歸”者不勝數。
  明清时期,进士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明代就有“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之说。等同于我们当今公务员录取制度,名额有限、考生无穷,诸多学子为博一介功名,在独木桥上拥挤不堪。 中国古代,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竞争如此激烈,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清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從記有明清進士的縣志、方志中,梳理進士的家庭代系結構,我們可看出進士出身具有明顯的家族性。以山東諸城劉墉爲例,其曾祖父劉必顯是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爲康熙年間進士,曾擔任四川布政使,父親劉統勳則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作爲長子,子以父貴,劉墉打小備受乾隆帝的特別關愛。盡管聰明好學,通古今,但之前未曾考取任何功名利祿,終以恩蔭舉人的身份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進士。劉必顯與三世後人中,有35人考取舉人,11人中進士。劉氏家族被乾隆帝稱贊爲“海岱高門第也”與“國史之表”。嘉慶帝親命太子少保光祿爲劉氏家族修譜,十世以後,又出吏部尚書劉之和文化官劉喜海。劉氏家族如此昌盛,得益于忠孝厚積的民族傳統和家族環境,也得益于六世祖劉必顯與七世祖劉棨的苦心培植與先身營造。由此可看出,進士“名門出身”帶有一定的家族性色彩,且重視家庭教育,並擁有足夠的家族經濟實力。
  科舉制度也深深影響著中國文人的性格構成和命運曲線。這一人才選拔制度于中國幾千年曆史,既漫長又單一,既矛盾又統一。諸多學子“面壁十年”,都是爲了科舉及第後的富貴榮華,他們從幼年起就在八股的絞肉機中掙紮消磨。一朝“破壁登榜”,成爲統治階層中的官僚,成爲統治皇權的附庸,成爲統治的工具。三千分之一的錄取幾率,使得多數人都不能夠踏上仕途,獲得施展自己才華的空間。這也造就了《儒林外史》中範進們和周進們的“求舉性格”。老童生周進一生爲秀才,將自己一輩子都奉獻給“八股文”,奉獻給科舉。可以說,科舉制度的存在,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産生了重要影響,知識分子身上體現的威武不屈、曲學阿世、清正廉明、貪汙受賄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質,都能從科舉制度中追根溯源。
  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門閥世族對行政權力的壟斷,拓寬了官員選拔的渠道,極大地體現了公平正義與平等競爭。在這一點上,對我國當今公務員錄用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利于政府選擇人才,更加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同時在考試內容上,明清進士的文武分科取士之法也對當今中國存在不同需求的各行各業具有參考價值。明清中榜入仕者必須“回避制度,異地爲政”,山東進士均分散至河南、山西等周邊省份,最遠可以兩廣地區,且調任頻繁,此舉是古代防止腐敗、形成黨羽的重要預防措施,有效地突破了幹部久居一地形成的利益格局和人情“圈子”。在反腐成爲我國當今政治生活中重要部分的時下,適時對領導幹部進行異地交流,可以使幹部在多個崗位上豐富領導經驗、提高領導水平,有利于打破幹部狹隘的地域觀念、擺脫人情和關系的束縛,放手開展工作,這無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觀覽此書,雖屬人物傳記,但無異于寫史。“以事敘人,以人述事”的寫作手法更是少見,也填補了明清時期進士概覽的空白,值得研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