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出版業的滄桑巨變

時間:2018-11-29 作者:路遙、余若歆、周賀 來源:出版商務周報

1978-2018年,40年彈指一揮間,包括出版業在內的許多行業,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那些澎湃的曆史瞬間,成爲幾代人共同的回憶,也見證著行業的變化成長。那些年,見一個外省作者,要坐十幾個小時的綠皮火車;那些年,電腦還未普及,每一次校樣都需要編輯抄寫或譽錄;那些年,印刷技術還比較落後,有些工藝只有上海、深圳的印刷廠能實現。40年,人類曆史長河的一瞬,卻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版業也被時代大潮裹挾其中,幾經摸索,繼往開來,向著出版強國的目標邁進。

“1978年5月,國家出版局組織13個省市出版部門及部分中央級出版社重印的35種中外文學作品相繼發行。這批書總印量達1500萬冊,集中投放市場後,成千上萬名讀者在書店蜂擁搶購。北京王府井書店、西四門市部,上海南京東路門市部、淮海路門市部等中心門市,從4月30日晚起就有讀者排隊等候,人數最多的時候超過1萬人。”

這是一則故紙堆裏翻出的報道,描述了40年前曆經“書荒”後的讀者們的閱讀熱情。在這種閱讀熱情和閱讀需求的推動下,40年間,我國出版業獲得了快速且長足的發展。1978年,全國只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圖書僅14987種,總印數37億冊,國有圖書發行網點8600多個。到2017年,全國已有580多家出版社,出版圖書近50萬種,總印數92.4億冊,出版物銷售總額3704億元,零售總額1580億元,實體書店發行網點22.5萬個。這些數據表明,我國已成爲名副其實的出版發行大國。

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出版業的發展镌刻在每個出版人的記憶之中,也必將延伸進出版人的明天和未來。回首改革開放40年,一個個關鍵詞串起了出版業的發展與巨變,在這些關鍵詞裏,我們或許能夠得到堅定從容、大步向前的底氣與動力。

改革開放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大量中外名著重印、英美書商代表團訪華拉開了出版業的發展新序幕。

地方出版社獲得發展機遇,數量增長顯著。1979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提出要改變地方出版社“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衆化)的出版方針、允許地方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國”,極大地激發了地方社的出版生産力,由此催生了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地方社。

幾大全國性書展初步形成。1980年10月,新華書店總店和北京市新華書店在京舉辦了第一屆全國書市,這是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書市,後發展成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辦。1986年9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京舉行,這是全國首次國際性圖書博覽會,至今已舉辦25屆。

圖書發行體系變革日漸深化。1981年,全國新華書店開始進行開架售書。同年底,全國2000多家書店中有600多家實行開架售書。1982年7月,文化部發布《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重提寄銷問題;1986年7月,國家出版局發布《關于推行圖書多種購銷形式的試行方案》;1988年4月,在中宣部、新聞出版署《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中提到:除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課本教材和內部發行圖書繼續實行包銷外,其他圖書可實行經銷、寄銷等多種形式,寄銷是推廣方向,應積極試行。至此,圖書寄銷在全國鋪開。

出版機構企業化管理初現端倪。1983年,文化部出台文件稱,出版社屬于事業單位,仍實行企業管理。出版社開始由單純的生産型逐步轉變爲生産經營型,並開始“向市場尋求生存”。2003年,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出版社的轉企改制被提上日程,國有文化單位市場主體缺失、競爭力不強的狀況初步改變。

體制改革

从改革開放初期的拨乱反正、恢复生产,到1980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新建或恢复首批出版社,当改革的前奏被奏响,整个行业开始了几十年的激荡起伏:从发行到出版,国有民营“一家亲”。1982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图书发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组建以国有新華書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体制(简称“一主三多一少”)。从此,传统新華書店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局面被打破,民营发行企业登上舞台。而后,文化部提出“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单位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单位”,拉开了出版社市场化體制改革的大幕。截至2017年,地方社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造,市场活力增强。而改革发端的发行体系,也形成了国有新华为主,民营书店、图书电商、社群渠道并存的多元发行格局。

從中央到地方,“分分合合”中提高市場集中度。截至2016年,全國共有出版社584家(含副牌社),中央級出版社219家,地方出版社365家,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以綜合出版集團公司爲主體和分散單一出版社並存的競爭格局。

从文化体制到管理机制,“多劳多得”激发内部活力。出版體制改革经历了从恢复出版到健全出版,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到转企改制,以及股份制改造与上市,逐步走向全面市场化的过程。时至今日,随着融合發展兴起,出版组织方式的变革,营销发行体系的大震动、“双效”考核的推进落实,不同出版机构在职能设置和考核方式等方面,都迈开了新步伐。

全民閱讀

全民閱讀活动自2006年开展至今,已在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蔚然成风。2003年第十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朱永新提议设立国家阅读节,推动全民閱讀。此后10年间,邬书林、葛剑雄、白岩松等多位政协委员为此奔走呼吁。

2012年,十八大第一次把“开展全民閱讀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做出战略部署;2013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简称“原总局”)成立全民閱讀立法工作组,起草《全民閱讀条例》;2014-2018年,全民閱讀连续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法由“倡导”变为“大力推动”;此后各省的《全民閱讀促进条例》相继颁布。

在这样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始积极推动全民閱讀,据不完全统计,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每年吸引8亿多读者参与。各省对于全民閱讀的宣传也多管齐下,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推广。近两年来,《朗读者》等阅读类电视节目受到热捧,对推进全民閱讀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各种民间阅读推广机构的兴起使得全民閱讀更加深入人心。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自2002年開始進行“全國國民閱讀調查”。2002年第一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時,我國成年居民綜合閱讀率接近60%,成年人中大概有6億人有閱讀行爲,7.5%受訪者有網絡閱讀習慣。2017年,閱讀率爲80.3%,同比增長0.4%;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4.66本,較上年的4.65本略有增長;數字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爲73.0%。

行業組織

今年4月,隨著《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落地實施,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正式挂牌,原總局不再保留。此次機構改革距離上一次原總局組建已過去5年,從中央到地方,管理機構內部調整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经过数次调整,如1982年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5年的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出版局并存,1986年,国家出版局(国家版权局)归为国务院直属。直到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成立,被视为新中国出版管理机构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设立新闻出版局,到2002年,基本形成了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区的4级新闻出版管理体系。

在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下,地方新聞出版局與出版社、出版集團或出版總社逐步分開,行政機構職能也由“辦出版”向“管出版”轉變,包括制定規則、宏觀調控、政策調節和市場監管等。而在目前的管理機制下,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新聞出版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新聞出版行政審批事項13項,取消全部中介服務事項,進而逐步完善管人管事管資産管導向相統一的國有文化資産監管機制。

在出版轉型升級和市場化進程中,管理機構在最大化“放權”,而出版社或出版集團自身則選擇“抱團”應對競爭。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30多年時間,美術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經濟類出版社等同類型出版社組成的出版聯合體,“華東六少”等區域性聯盟,以及京版十五社反盜版聯盟、少兒出版反盜版聯盟等的成立,從另一個層面彰顯著我國新聞出版業的分衆化屬性,以及市場化競爭之激烈。

新華書店

作为出版发行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改革開放40年来,新華書店始终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78年的名著解禁,再到当下,新華書店始终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窗口,服务着读者。

伴随社会发展,新華書店不断与时俱进。1978年开架售书、1981年大规模建设农村图书发行网点、1982年建设专业书店……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变化;1980年起,举办全国书市、陆续推出寄销等新创购销形式、发行音像制品……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做法;1990年后,转企经营、组建发行集团、大书城不断开业……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动向;进入2000年,连锁经营、组建协会、股改上市……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创举;2010年之后,转型升级、开办网店、智慧书城、无人新零售……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玩法。

新華書店也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挑战。第一,始终贯彻“课前到书、人手一册”重要政治任务的决心;第二,面临市场经济大潮,因城区扩建、改造而被迫搬迁或撤销的担忧;第三,与图书电商、民营书店不断竞争,通过多元化经营、内部升级改造等手段吸引读者进店的艰辛;第四,迎接新零售时代,利用变身无人书店、搭建智能书柜等融合發展新手段,同时仍然肩负阅读推广等社会责任的坚守。如今,在实体书店倍受重视的当下,新華書店这个走过81年的“金字招牌”,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未来。

渠道變革

在很长一段时间,新華書店始终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作为“二渠道”的民营书企,借改革開放的春风得以迅速发展,跻身图书发行业。随着外资力量进入、图书电商崛起、自媒体渠道火爆,渠道變革不断。

1982年,图书发行市场形成了“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新格局;1988年,“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搞活国有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批发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的格局形成;1996年,“三建一转”(建立大型批发市场和批销中心,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转变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的改革任务),促使渠道进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发展阶段;随后,馆配渠道不断发展,图书馆现采图书会此起彼伏;1999年当当创立,开启了网上售书模式,成为传统出版发行的“颠覆者”,2007年其它超过新華書店成为国内最大的图书零售商。

21世纪后中国加入WTO,承诺开放出版物分销市场,大量外资开始进入图书发行市场,新華書店、民營書業的各种联盟、中盘、跨省战略重组工作不断进行,民營書業也获得了出版物的总发权;互联网时代来临,图书电商崛起,“价格战”曾一度使得实体书店陷入困境,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网上书店对市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2.32%;此外,2016年起,凭借微信等社交软件,社群电商不断发展,迅速成为新渠道,瓜分着图书发行市场的份额。

民營書業

40年来,民營書業从无到有,如今已经撑起了中国书业发展的“半边天”——在整体图书发行业中,民營書業资产总额占65%,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均占67%。回溯民營書業的发展历程,经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书荒”后,为解决“买书难”和“卖书难”的重大课题,党和国家开始决定调动民间资本进入出版业,有关民营图书出版发行的政策开始酝酿。

1980年,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成为改革開放后我国发展民營書業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82年6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體制改革座谈会,明确提出“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与书摊”。这一年,民营书店大量出现,作为“补充”力量,用以解决新華書店发行网点较少、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难题。

上世纪90年代,一批社科学术书店在各地兴起,比如北京风入松、贵州西西弗等书店,以标榜品位为先,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对于民营书店的认识,为民營書業获得公信力和影响力添砖加瓦。

此後,民營書店逐漸從不規範經營邁入規範有序發展,從過去的小書攤、小報亭的單一經營模式,向現代化、公司化、品牌化不斷蛻變。1996年6月,席殊書屋開業,標志著中國第一家民營全國性連鎖書店誕生,也標志著中國書業零售行業連鎖經營的開始。發展至今,民營書店的連鎖經營已成常態。

不局限于图书发行业务,民营书店、书摊、书贩又将目光瞄准了出版上游的图书策划与编辑环节。上世纪80年代,民营书商单枪匹马地策划图书风行一时。90年代末,图书工作室和文化公司名义下的图书公司应运而生。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承认“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是出版环节的合法力量。2017年3月,新经典文化成功拿到IPO批文,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民营书企。发展至今,民營書業在畅销书领域掌握了充足的话语权,逐渐走向了出版核心领域。

資本運作

如果說,出版社集團化、股份制改造的過程是出版業市場化不斷深入的結果,那麽,出版企業融資上市則體現著出版行業真正“入世”和持續做大做強的決心,成爲出版業市場化運作的試金石。

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直接促进了国有文化企业加快上市的步伐。2006年,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通过华联超市成功“借壳上市”,完成了中国出版发行行业上市“破冰”。此后,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纷纷进军资本市场,而直到2008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陆A股市场,我国新闻出版主业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整体上市的“第一股”。

此后,出版上市热潮不减,跨界收购案例不断,跨国跨地域经营成常态……在出版已成夕阳产业的论调下,资本热钱不断涌入。截至2017年,新闻出版业21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为1752.92亿元,总资产超过百亿的共有9家。随着中国科传、新经典文化、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登陆资本市场,中国出版竞争格局进一步确立。未来,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政策助推下,完型海外布局或将成为新闻出版业資本運作的重要方向。

走出去

改革開放40年来,中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经历了3个阶段——1978-1992年,“人员走出去、经验请进来”;1992-2001年,“大规模引进版权,进行版权贸易”;2001年至今,“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

改革開放初期,虚怀若谷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约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在我國政治、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出版業也逐漸邁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間,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輝煌成就:一系列重點工程項目陸續實施,版權貿易逆差不斷縮小,出版物實物出口總量和金額穩步增長,數字出版産品海外銷售勢頭強勁,印刷加工服務出口順差優勢明顯,企業和資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優化,打造出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內容品牌。

十九大以來,出版業將“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等作爲新時期“走出去”工作的重點之一,進一步推進版權輸出和資本輸出等既有模式,不斷創新深化國際合作,通過多種方式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充分發揮出版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文化紐帶作用。

 融合發展

改革開放40年来,出版物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平面发展为立体、从单一的文字升级为音频、视频、AR/VR等融媒体阅读形式。出版业的融合發展既是技术与文化的交锋,更是传统“编、印、发”流程与当下阅读服务升级的深度交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出版业便开始了信息化探索,到21世纪初,主要形成了生产自动化系统、系统业务管理系统、网站与电子商务等在内的三大主线。而随着互联网进程的加快,出版业的数字化探索也进入新阶段。自2001年起,《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的相继出台,让“融合發展”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从盲目的尝试数字出版、办网站、开设微信公众号,到体制与机制、内容与形式、平台与渠道、技术与产品、市场与服务由“相加”到“相融”转变,融合出版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由外及里的大变革。

截至2017年,共有20家国家出版融合發展重点实验室陆续挂牌运行,近百个融合發展研究项目相继实施;作为转型标杆,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精品内容综合运营平台、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共享书店”、新华文轩的“共享书屋”等相继落实;在“得到”、喜马拉雅FM等互联网知识服务企业的刺激下,传统出版也参与到讲书、听书等知识服务链条中去。

知識産權

对于出版业来说,维护知識産權、打击盗版的工作,始终“在路上”。在维护知識産權方面:1980年6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知識産權组织成员国;1982年5月,联合国世界知識産權组织总干事鲍格胥等7名官员和专家来华,在北京举办版权讲习班;1984年6月,文化部颁布《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开始重视建立版权保护制度问题;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该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部著作权法;1991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与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就《乱世佳人》(又名《飘》)续集《斯佳丽》大陆出版发行事宜达成协议,签约购买了外国文学作品《斯佳丽》中文简体字版的出版权,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界取得国外畅销书独家授权的首个案例;1992年7月中国加入《伯尼尔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进入21世纪后,知識産權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

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識産權创造、保护、运用,为国内版权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中强调,加强知識産權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與此同時,打擊盜版的步伐也未曾停歇,各類反盜版聯盟、活動不斷舉行。2000年,京版十五社反盜版聯盟成立;2006年,在“反盜版百日行動”中,全國共收繳各類非法出版物達5800多萬件;2016年,少兒出版反盜版聯盟成立;2018年,全國最大盜版圖書案宣判,經鑒定328萬冊爲非法出版物或侵權複制品,盜版圖書主要爲暢銷童書,涉及數10家出版社1800余種圖書,8人獲刑。